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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新闻思想百年发展的历史贡献


发布日期:2021-07-06 22:28   来源:未知   阅读:

  中国新闻思想伴随着党的奋斗历史及其新闻事业发展足迹,已经走过了百年历程。百年间,中国新闻思想不断丰富和发展,不仅创立了中国无产阶级党报学说基本理论,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基本框架,而且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基本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为世界无产阶级新闻学的丰富、创新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中国新闻事业伴随着党百年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已经走过了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百年风雨历程。在这一漫长过程中,一代代党的领导人,和一批批党的新闻实务与理论工作者,在不断总结自身新闻宣传工作实践经验和学习借鉴国内外新闻学知识原理的基础上,不仅创立了中国无产阶级党报学说基本理论,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基本框架,还探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基本内容,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历史进程,为世界新闻学的丰富、创新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历史贡献。

  在中国迎来百年华诞之际,回顾和总结中国百年新闻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历史贡献,有助于我们牢记传统,不辱使命,守正创新,继续前进,为最终建构一个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经验,既具有学术和理论价值,又富有实践和现实指导意义,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增强理论自信,保持政治定力,引领学术方向。

  中国新闻思想的百年发展确立了中国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地位与功能作用的基本定位,和指导方针与工作原则的基本内容,以及新闻业务与队伍建设的基本规范。这些内容历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时期的传承发展、与时俱进和不断创新,最终形成了中国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的基本理论。

  对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地位与功能作用进行明确定位,是无产阶级党报学说形成发展的基石和起点,具有开腔定调的作用。中国人在长期党报活动实践中,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党报思想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地位与功能作用的认识,确立了对中国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地位与功能作用的基本定位。

  就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地位而言,中国常用“机关”“罗针”“指针”“武器”“工具”“喉舌”“耳目”等话语对其进行喻证和定位,形象地阐释了无产阶级党报的本质特征与独特地位。

  中国从成立初期就明确将一系列党的报刊定性为党的“机关”。如《向导》周刊被当作“本党政策之指导机关”[1],《布尔什维克》被规定为“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之机关”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及一切反动妥协思想之战斗机关”[2]等。之所以称之为“机关”,是将党报(尤其是机关报)视为党组织中专门负责思想宣传和政策指导的一个重要部门。

  另外,中国人还经常用“罗针”或“指针”来形象说明党报应具有的一种特性——指向性。如1923年,瞿秋白提出《新青年》要“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3]等。此外,还突出强调党报的工具性,将其视为党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和“工具”,如把报纸当作“组织工作、教育群众、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武器”[4]和“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5]等。

  “耳目喉舌”,也是中国论述党报性质时常用的一个词汇。这一定位实质上是从政治上来规定党报既是党的又是人民的代言者,正如1947年《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检讨和勉励——读者意见总结》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新华日报是一张党报,也就是一张人民的报,新华日报的党性,也就是它的人民性”[6]。

  就无产阶级党报功能作用而言,中国常用比拟的手法对其进行定位,如将党报人格化为“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联系者”“批评者”“揭露者”“建设者”等,这形象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党报在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所具有的角色和作用。

  党报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之功能定位,主要源于列宁的“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7]。20世纪30年代,这一观点在中国内广泛传播,逐渐成为全党的一种共识,如在1933年《红色中华》百期纪念号上发表的《愿〈红色中华〉成为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把〈红中〉活跃飞舞到全中国》《给〈红色中华〉百年纪念》等多篇文章中都直接或间接引用了这一观点。

  中国还十分注重党报在密切党和群众联系方面的作用,将党报定性为“联系者”“桥梁”等。如1948年,指出,“办好报纸,通过报纸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8]。则指出,联系群众有千座桥,万条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报纸”[9]。

  另外,中国人也要求党报在革命斗争中扮演起“批评者”和“揭露者”的角色。但是这种揭露和批评不只是针对敌对势力和反动宣传而言的,还体现在对党自身内部工作中的错误、缺点等的揭露和自我批评,以及担负起揭露一切社会黑暗和腐败现象,批评一切有害于革命事业的阴谋企图和社会思潮的任务。

  在中国百年奋斗历程中,中国人从不同历史时期党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出发,规定了党报的指导方针。综合来看,这些指导方针主要包括:为革命战争服务,为根据地政权建设服务,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等。

  革命战争,尤其是中国领导的革命战争,是推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夺取革命胜利,实现人民解放、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伟业的必由之路。在中国领导革命战争的过程中,“为革命战争服务”成为党的一切事业的重要指针,包括党的新闻事业。随着革命战争的开展,中国建立起许多根据地,并建立了民主政权,为根据地政权建设服务也就成为党报工作的一个重要指针。同时,为了不断扩大党员队伍和党的武装力量,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也就成为必然要求,这也就为党报工作赋予了另一重使命——为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服务。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的宗旨,也是中国党报一以贯之的指导方针。中国十分注重党报的群众性,为使党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中国历史上多次对党报进行了改革,如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革等。后来,这一方针逐渐发展为“三为”方针,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10],成为党的新闻事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

  中国新闻思想的百年发展为党的报刊确立了一系列工作原则,如党性原则、群众性原则、真实性原则、战斗性原则、“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原则等。

  党性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根本原则,它规定着党报的政治属性、政治立场和政治方向,要求党报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接受中国的领导,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延安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国人在整风运动和延安《解放日报》改版活动中成功实践和发展了党报工作的党性原则。之后,在经过党的几代领导集体的继承和发展后,其内涵更加丰富,增添了正确处理党性与人民性之间的关系、遵守党的宣传纪律、“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11]等内容。

  群众性原则是中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宗旨和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之性质在党报工作中的具体呈现。它要求党报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需求及意见,走群众路线,密切与群众的联系,教育群众,引导群众等。百年来,中国人对这一原则的内涵不断充实和发展,使其内涵越来越丰富。如提出办报要“根据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12],提出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13],强调“要打好群众观点根底”[14],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15],习提出新闻舆论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16],等等。

  真实性原则是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它要求新闻报道要完全立足于事实,与客观事实相一致,准确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坚持实事求是,反对弄虚作假等。中国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真实观,十分重视新闻宣传的真实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发表的《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记者节谈记者作风》《新闻必须完全真实》等多篇文章中都强调党报工作的线年由《晋绥日报》率先开展的反“客里空”运动,则是当时解放区新闻界开展的一场维护新闻真实的思想教育活动。

  战斗性原则也是中国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这一原则的确立是党报作为党的宣传机关和斗争武器之性质的内在要求。在实际工作中,这一原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要求对敌对势力进行揭露、批判和斗争;另一方面则要求主动宣传党的纲领主张和思想路线,用以鼓舞群众斗志;再一方面是对党内和人民内部的错误、问题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全党办报、群众办报”原则是中国在延安时期《解放日报》改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则。1944年2月,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中首次提出了“全党办报”的概念,认为“把党报办好是全党的业务”[17];之后,引用了这一概念,强调办报是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要大规模地办,党员和非党员都可以参与进来。1948年,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进一步阐释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思想,即“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8]。

  在前述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定位与方针原则的规制和引领下,中国为无产阶级党报工作确立了一套具体可行的操作规范,具体包括新闻业务规范和队伍建设规范。

  中国所确立的新闻业务规范内容十分丰富、全面,涉及采访、写作、编辑、评论、发行等多个方面。关于新闻采访,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群众进行实地采访,向群众学习,参加群众工作等;关于报纸编辑,形成了“以我为主、由近及远”的编排规范;关于报刊言论,尤其是社论,作出过许多业务方面的规定,如提出评论要有说服力,要发挥社论的指导作用等,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对社论的改革更是奠定了党报社论工作的传统;关于出版发行,通过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党员对党报的责任》等多篇文章和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全国发行工作决议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发行部的通知》等多个文件,对建立党报发行网,扩大党报发行范围作出论述和规定。

  另外,从新闻报道的整体要求上也作出许多明确规定。如强调新闻报道要“及时、系统、真实、合乎党的政策和人民利益”[19];要重视地方报道、典型报道和批评性报道;强调新闻写作要精炼准确、具体明晰、通俗易懂,具有尖锐、泼辣、鲜明、生动、活泼的风格等。

  关于党报工作者队伍建设问题,中国人始终十分关注,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树立了一整套工作规范,包括:正确认识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者的角色、地位和作用,提高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质和道德修养,加强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培养教育等。

  关于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者的角色定位问题,中国人通过学习与实践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为:通过揭露和批判资产阶级宣传“同人办报”,以及标榜“媒体独立”和鼓吹“无冕之王”等,强化对无产阶级党报性质和“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的认识,最终使无产阶级党报工作者确立起做“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和“人民的公仆”等身份认同和角色定位。

  关于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党组织通过讲话、文章和文件等提出过具体要求。归结起来,主要包括:首先,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熟悉党的政策,恪守党性原则;其次,要坚持实事求是,开展调查研究,做到尊重事实,维护真理;第三,要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深入人民群众,反映群众生活,维护群众利益;第四,要具备良好的新闻业务能力和学习能力。同时,对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培养教育,也予以高度关注。在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扩大党报影响,提高党报质量,中国人在发展通讯员的同时,十分强调对通讯员的新闻业务教育和训练。当时在解放区创办了一些新闻训练班,专门培训党报通讯员,为他们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创造了条件,使一批批党报工作者在战争的艰苦环境中迅速成长起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进程。与此同时,为适应党和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迅速建立起来,社会主义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也随之逐渐起步,对中国新闻实践与理论,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实践与理论的总结、思考和研究也取得积极进展。这一时期中国新闻思想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经过经验总结与理论探索,逐渐搭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基本框架。

  所谓“理论框架”,是指某一学科内在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它通常是由这一学科所涉及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构成的。[20]

  根据这一解释,“新闻理论框架”,是指新闻学科内在知识结构和理论体系的整体架构,它是由新闻学科所涉及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和基本问题构成的。[21]

  理论框架通常规定着学科知识的范畴,支撑着学科知识的结构,标示着学科知识的体系。其建构是学科存在的基础,也是学科成熟的标志,同时还是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前提。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某些代表性理论框架来研究一个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过程及其理论成果。

  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的建立,一方面依托的是以为代表的党的几代领导人在长期办报实践中所形成的新闻思想,另一方面则是依托一部分新闻教育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基于学习借鉴国内外新闻理论,和研究总结党的几代领导人新闻思想基础上的学术探讨与理论建树。

  本文选择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代表性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两位著名新闻学者王中和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教材,以及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新闻学概论》,来对这一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的建构作些分析。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世纪50年代,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及其知识体系主要是参照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的讲义构建的,但也融入了中国学者自己的理论思考。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王中先生1956年9月提出的《新闻学原理大纲》。这个大纲共分18章,其中涉及理论问题的有10章:即第一章绪论;第二章新闻事业产生的社会条件;第三章政党与报刊,的宣传鼓动原则;第四章及其他革命报刊的基本原则;第五章中国报刊;第六章新闻自由问题;第七章出版法,以及第九章报纸群众工作;第十七章报纸组织机构与制度和第十八章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其余8章是关于新闻业务的,包括报刊文章体裁、采访工作、编辑工作、资料工作、出版与印刷、发行、广告、读者调查等。[22]

  从王中先生的教学大纲所显示框架的内容看,除了增加了一些新闻业务内容外,可以说与当时我国新闻学专业教育所采用的苏联版本教科书的理论框架区别不大,但在具体阐述相关内容时,王中先生加进了许多自己的思考,特别是前三章中对资产阶级新闻业的评价,以及对新闻业一般规律的阐释。[23]

  例如,他认为“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产物”的说法是“错误”的。他提出,“新闻事业不是一有阶级就产生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条件下才产生的。”他解释说,“新闻事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因为社会需要新闻,因此各种不同的党派才可能把自己的观点和政治目的通过新闻影响读者。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包括了新闻是阶级斗争工具的含义,但只说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则失掉了所以能成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基础。”[24]他还说,“资产阶级新闻学与无产阶级新闻学皆有应用科学部分,各有适应其报纸需要的价值”,他还提出了新闻的“商品性”“趣味性”和报纸的“可读性”等问题[25]。

  由于有些观点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王中先生在1957年受到批判,被打成。王中先生的新闻理论框架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新闻学者对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的初步探索。

  甘惜分先生自1954年起便开始从事新闻理论教学,是他最早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统领新闻理论教学。他早期使用的内部教材教学大纲在借鉴苏联教材的基础上,融入了许多中国新闻工作的实践经验。1978年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并主讲新闻理论课程。1982年,他出版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是根据多年积累写成的,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新闻理论著作。此书出版后多次印刷,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新闻理论著作。

  这本书的框架,除绪论外其他部分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第一章新闻;第二章舆论;第三章新闻事业;第四章新闻事业的作用。下篇第五章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第六章新闻事业和群众;第七章新闻事业和党。[26]

  甘惜分先生这本书与他过去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不同的地方是在体系上作了较大的变动,增加了绪论,主要论述新闻理论研究的对象和方法。然后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从解剖新闻和舆论开始,论述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专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人民群众,以及党三者的关系。甘惜分先生认为,通过这些关系的论述,可以讲清新闻事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他说,“把这几种关系搞清楚了,新闻事业的基本原则也就明确起来了”[27]。

  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中出现的一些极左新闻观点的批判与反思。书里对“事实——新闻报道者——新闻接受者的关系”的论述,以及对新闻事业与现实生活、人民群众,以及党三者关系的论述,都是建立在他对极左路线不顾事实、脱离实际、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和背弃党的正确主张的做法的揭露与批判的基础之上的。这些内容对于当时新闻界拨乱反正,肃清极左思潮的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中先生和甘惜分先生都是经历过战争年代,从解放区走出来的老新闻工作者,后来又被调入高校从事新闻理论教学工作,他们关于新闻和新闻工作的理论思考,既有对国内外新闻学基本理论的学习借鉴,也有对苏联社会主义办报经验和列宁新闻思想的学习传承;既有对中国办报经验和党的领导人新闻思想的总结归纳,也有对自身新闻工作实践经验的提炼、总结和理论升华。

  王中先生和甘惜分先生所提出的新闻理论框架及其所论述的内容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王中先生更加注重从新闻工作本身去探讨一些较为具体、微观的理论问题,如新闻自由、新闻出版法、新闻制度等,而甘惜分先生则更加注重从新闻事业整体上去研究一些较为抽象、宏观的理论问题,如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人民群众,以及党的关系等。当然这些内容都是社会主义新闻理论必须认识和解决的问题,因此可以作为我们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新闻院系(所),连续出版了一系列新闻学教材,这些教材涉及新闻理论、新闻史和采写编评业务各个方面,对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所涉及的学科理论框架作了有益尝试,大大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学科领域和学术内涵。

  3.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新闻学概论》(第一版)对新闻理论框架的建构

  2004年启动的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新闻学概论》(第一版),是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何梓华教授主持编写的一部新闻理论统编教材。该书除绪论外,共分12个章节:第一章新闻本源;第二章新闻真实;第三章新闻价值;第四章新闻事业;第五章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基本方针;第六章新闻宣传;第七章新闻舆论导向;第八章新闻舆论监督;第九章新闻出版自由;第十章新闻法治;第十一章新闻事业管理;第十二章新闻队伍建设。[28]

  从框架结构看,此书内容涵括了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包括新闻本源与新闻价值,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新闻工作方针与原则,以及舆论导向与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法治,新闻事业管理与新闻队伍建设等。

  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教材,该教材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吸纳中国长期积累的理论成果。尤其是该教材是在集中全国新闻院校十几名专家,充分吸收已有新闻理论教材及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几易其稿编写而成的,因此,它是我国新闻理论界的一项集体研究成果,代表着这一时期我国新闻理论界对一些新闻理论基本问题所取得的共识。

  “三基”问题,即“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框架建构和研究内容大都是循着“三基”问题展开的。例如上面引述的三本教材基本上就是照着这一逻辑思路进行理论框架建构的。例如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新闻学概论》(第一版)中的新闻本源、新闻价值、新闻事业产生与发展等就属于“基本原理”问题;党性原则、基本方针、舆论导向、舆论监督等就属于“基本原则”问题;新闻自由与法治,新闻事业管理与新闻队伍建设等涉及的是“基本规律”问题。www.58038.com

  新闻工作通常要涉及几个最基本的关系,包括新闻与“事实”,与“服务对象”,与“新闻管理者”等。甘惜分先生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就是围绕这“三大关系”进行理论框架建构的。

  与事实的关系,涉及的是“新闻本源”问题,这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先有事实后有新闻,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这个次序不能颠倒。而事实源自现实生活,因此甘惜分先生在书中用的是新闻与“现实生活”的关系。

  与读者(受众)的关系,涉及的是新闻的“服务对象”问题,这也是新闻工作中的一个基本问题。为读者(受众)服务,这是新闻工作的价值所在,也是新闻工作的立身之本。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根本宗旨,正因为此,甘惜分先生在书中用的是新闻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与管理者的关系,涉及的是新闻管理者问题。与西方新闻观鼓吹“新闻自由”和标榜“媒体独立”不同,我国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历来强调党媒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必须接受党的领导、监督和管理,其中最形象的表述即“党媒姓党”和“党管媒体”。为此,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把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性原则作为对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规范与要求。

  3.围绕“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受众”“新闻工作者”这“五大要素”进行理论框架建构

  在我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建构中,围绕“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新闻受众”“新闻工作者”这“五大要素”进行理论框架建构也是一种可行方式。例如作为笔者之一的郑保卫2015年出版的《新闻理论新编》(第二版)[29]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此书首先探讨的是“什么是新闻”,其次探讨的是“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再次探讨的是“新闻工作应该这么做”,第四探讨的是“新闻的服务对象是谁”,最后探讨的是“怎样做一个合格的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

  这种建构方式与传播学研究中的“五要素”架构——传播主体、传播客体(对象)、传播渠道(媒介)、传播内容、传播效果,大体形成相互对应的关系。“传播主体”可以对应“新闻工作者”;“传播对象”可以对应“新闻受众”;“传播渠道”可以对应“新闻事业”;“传播内容”可以对应“新闻”;传播效果可以对应“新闻工作”,因为“新闻工作”部分主要研究遵循哪些原则与规范,才能实现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以上几种方式是建构社会主义新闻理论框架常用的方式,虽然角度不同,方式不同,方法也有区别,但都服务于阐释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原理、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服务于阐释新闻工作中需要处理和解决好的几大关系,服务于阐释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如何才能按照党和国家要求,按照新闻职业规范尽可能满足服务对象的需要,实现好的新闻传播效果。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启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征程。2016年5月17日,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讲话中把新闻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人口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作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30]的,需要加快完善发展的11个重要学科之一,为新闻学科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建设开辟了前进道路。因此,这一时期中国新闻思想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科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与探索。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体系”,其中有三个关键词,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这意味着我们要建构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具有“中国基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应该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应该是能够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科学品质和普遍规律的。

  这个理论体系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揭示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规律;二是要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基因、中国风格、中国气派,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需要。当然, 这两点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新闻学,才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反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就应当是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本质的[31]。

  要“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反映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本质,就要求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充分体现我国新闻事业作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喉舌所应具备的基本性质,所应遵循的基本方针,所应坚持的基本原则等等。要“具有中国特色”,适应中国新闻事业发展需要,就要求我们所创立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能够准确表述我国新闻事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所应采取的发展方略,所应体现的风格特点,等等。[32]

  总之,我国新闻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国情,紧密结合当前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不断进行方法创新、思想创新和理论创新,坚持用新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去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最终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首先需要系统梳理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概念体系和问题体系,全面构建社会主义新闻学系统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有效确立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的学科定位和学术规范。近些年来,我国新闻业界和学界在学习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体系建设进行了许多可贵的探索。

  长期从事新闻宣传管理工作,后来转做新闻教育工作的柳斌杰教授认为,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要从“新闻、传播、媒体、舆论”四个范畴展开,要围绕新闻传播规律和“五大学术目标”,即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时代化、新闻理论体系的中国化、新闻理论的国际化、新闻传播的现代化、新闻舆论的主流化来建构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框架。[33]

  2019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宣部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的全国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为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框架提供了可供参照的范本。

  该书是这样设计和安排其理论框架的:第一讲学习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二讲把握新闻工作基本要求、第三讲遵循新闻传播客观规律、第四讲认清新闻事业根本性质、第五讲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第六讲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第七讲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第八讲坚持新闻真实原则、第九讲实现新闻传播权利与社会责任的统一、第十讲遵行新闻法治与道德规范、第十一讲与传播新技术同行实现媒体融合发展、第十二讲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4]

  此书第一讲为绪论,第二至四讲为基本原理,第五至八讲为工作原则,第九至十讲为职业规范,第十一至十二讲为实务专题,可谓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完整的知识体系。

  从框架结构及其所探讨的内容看,这本书虽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材,但是其框架及其所涉及内容,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基本框架和内容。这一点在最初教材编写时的定位就很清楚:本教材要尝试建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框架与知识体系。

  正因为此,编写组要求其成员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与分析新闻事件及各种新闻现象,回答和解决新闻工作中的各种理论与实践问题;总结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发展进程;尤其要突出呈现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习关于新闻舆论工作一系列重要论述中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要证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符合新闻规律的科学理论,并以此来回击“新闻无学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否定。书中所论述的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新闻真实原则等,都是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客观规律的科学命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是世界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实践与经验的科学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与理论的高度概括,它是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观点及思想体系,系统总结中国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历史经验及理论成果的过程中形成的,因而能够体现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基本原理和一般规律,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

  我们要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体系应该确立明确的目标定位,即通过总结百年中国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梳理百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理论成果,建构一个能够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原理,反映我国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基本经验,既具有学术和理论价值,又富有实践和现实指导意义,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体系。

  这个体系由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组成。所谓“学科体系”,是指要建构能够全面、完整地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学科内涵的结构和系统。这个学科体系要研究新闻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在类别与层次上的差异和不同,形成自身独特的结构和系统。从类别上看要研究新闻学与文学、历史学、社会学,以及信息学、舆论学、宣传学、传播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从层次上看要研究理论新闻学、历史新闻学、应用新闻学等属于下一个层次学科的关系,以及再往下一个层次,即按不同媒介形态和传播手段相区分的各个子学科的关系,包括一些与新闻学相交叉的学科,如新闻传播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社会学、新闻文化学、新闻统计学等。

  所谓“学术体系”,是指要建构能够全面、完整地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专门知识及其理论的系统。这个系统包括新闻学的相关学术命题、学术价值,以及学术研究范畴及方法等。

  所谓“话语体系”,是指要建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独特语言形态与表达方式的系统。这个系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特色、话语风格与话语气派。

  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世界上是独一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在世界上也应该是独一份的。因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学理论体系的过程,其实就是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独特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过程。

  中国新闻思想的百年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百年之中,中国不仅学习借鉴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新闻思想,而且梳理总结了以为代表的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新闻思想,初步构建起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闻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引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阐释了无产阶级报刊的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基础,辨析了党报与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新闻文风、出版自由、新闻工作者的素养等方面的观点和要求等。

  对于报刊的使命任务和功能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深刻的认识,如马克思曾说:“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拥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35];恩格斯指出,党报的任务“首先是组织讨论,论证、阐发和捍卫党的要求,批驳和推翻敌对党提出的各种要求和论断”[36]。另外,他们还强调报刊在“干预运动”和“影响舆论”等方面的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曾多次表达了新闻要真实、准确、客观等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新闻真实观的基础。例如,马克思提出报刊应该通过连续的有机的运动来揭示全部事实,“报刊的本质总是线],应该根据事实而非希望来描写事实等。恩格斯十分强调报道的精确性,指出撰稿人应该撰写“有名有姓、有地点、有时间的最确切的报道”[38]等。

  党报和党的领导机关之间的关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开始着重探讨的一个问题。他们认为党报应该代表全党的意志,是全党的言论机关而非党团[39]的私有物,党报有权对右翼党团偏离党的纲领的行为进行批判和监督。后来,恩格斯又完善了这一思想,主张党的报刊须接受党的领导机关在思想政治上的领导等。

  另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新闻文风、出版自由以及新闻工作者的素养等方面也多有论述,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容。他们十分崇尚“言简意赅,一语中的”[40]的写作风格等。他们还指出了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的实质,即它仅仅是资产阶级的特权。对于新闻工作者的素质要求,马克思还曾提出要按照党的精神进行报纸的编辑工作;恩格斯曾主张报纸编辑不仅要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还要“善于从适当的方面迅速抓住问题”[41]等。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思想,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苏俄化的进程,特别是对如何做好社会主义新闻宣传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作了很多理论思考,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增添了许多新内容,因此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办报方针,确立了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提出了报刊是“党的集体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的“三大功能”说,发展了关于新闻真实、群众办报、新闻出版自由等的思想,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宣传,以及党报管理体制等思想。

  列宁为党的机关报确立了明确的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方针,他反对将党的机关报办成一个各种各样观点堆砌的场所,要求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针来办报。另外,他第一个提出了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的党性原则问题。1905年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一文中,他系统阐述了这一思想:党的写作事业是党的整个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无产阶级的出版物和写作者都应当以各种方式参加到各个党组织当中;党的出版物应当受到党的监督,服从党的领导;党的出版物和写作事业要摆脱资产阶级思想上和体制上的压迫,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相汇合等[42]。

  列宁关于党报功能作用所提出的“三大功能”说,对中国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列宁指出“报纸的作用并不只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争取政治上的同盟者。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43]。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闻真实观也有深刻认识,他强调报纸要有“严格的真实性和严肃的原则性”[44],“要善于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连续中去掌握事实”[45]等。另外,列宁对无产阶级党报的群众办报传统也有许多创新和发展,他不仅在理论上阐释了群众办报思想,还在实践中为建立工农通讯员网做了许多工作,更在制度上对其作了规定和保障。列宁还辨析了资产阶级新闻出版自由与社会主义新闻出版自由的本质区别,指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就是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充分的实际自由等。

  列宁的新闻思想填补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关于社会主义党报思想的空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新发展。如列宁的社会主义经济宣传思想、典型宣传思想和党报管理体制建设思想等,都对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进行了丰富和发展。

  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的新闻思想,是中国百年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集中代表,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经过中国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进入了以中国新闻思想为特征的中国化阶段。

  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是中国第一批报刊活动家,也是最早受到马克思主义熏陶、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政治家和革命家,他们为中国革命事业和新闻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们从其新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办报经验,以及对报刊活动的理论思考奠定了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刊物,为传播新文化,启蒙群众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陈独秀通过创办报刊,阐述了自己的新闻观,他强调报纸要发挥指导社会、联系社会实际的作用,他认为“在言论上指导社会是新闻家的一种职务”[46]。他还强调党的报刊应该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政治,为无产阶级代言等。

  李大钊通过编辑《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十月革命,并且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新闻观点。他曾阐述政论家必备的三点修养,即“知识、诚笃、勇气”[47];提出新闻记者需秉持的三个要义,即“察其变”“搜其实”“会其通”[48];指出报纸具有传递信息、娱乐读者、宣传主义与见解、教育民众、进化社会等功能。

  瞿秋白提出报纸要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机关”“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和“指导中国社会思想、启发中国劳动人民的武器”[49],以及报纸报道要旗帜鲜明、面向群众、真实可靠、通俗易懂等观点。蔡和森对无产阶级政治机关报的性质作用,以及党报工作者的素质要求等也进行了深刻阐述。

  的新闻思想经历了从建党到革命战争,再到社会主义建设漫长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其间,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新闻宣传活动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开创并发展了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的基本理论,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早在1918年,青年就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办的新闻培训班,较为系统地接受了新闻学教育。之后,他创办或主编了《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其间,提出了要发挥报纸对社会的舆论先导作用,要根据事实说话,要以革命为职志,要具有战斗风格等办报主张。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通过指导出版《时事简报》和创办根据地报刊和红军报刊,积累了丰富的办报经验,提出了许多新闻观点。这一时期,他对党和军队新闻宣传工作愈发重视,对报刊的性质地位和功能作用以及具体的办报业务的认识更加深入。例如,他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提出光靠“枪杆子”不足以取得革命成功,还要靠“笔杆子”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为此,他将报刊定性为革命斗争的“思想武器”,并在多篇文章中阐述其办报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发起了整顿党风、学风、文风的整风运动,并亲自指导《解放日报》改版,其党报思想愈加丰富。较之以往,其新闻思想的创新之处在于:将办报当作一种重要的指导工作和教育群众的方式;强调报刊必须严格坚持党性,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反对党八股,改善新闻宣传的作风和文风;重视典型报道;突出报刊的地方化和群众性,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1948年4月2日发表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党报性质功能、工作原则、策略方法等,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新闻思想,是党报思想成熟的标志性成果,成为党的新闻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文献。特别是在谈话中对报刊作用和力量的深刻论述,以及“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思想,成为中国新闻思想中的核心观点。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新闻思想的探索,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报纸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50],以及“舆论一律又不一律”和“报纸批评要坚持‘开、好、管’方针”等一系列新闻观点。其中他于1959年提出的“政治家办报”,强调要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总揽全局,抓住事情要害,紧密配合国内外政治形势,并强调党报必须无条件地宣传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成为中国新闻思想中的理论精髓。

  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思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一方面致力于指导我国新闻事业在宣传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则致力于积极恢复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匡正党的新闻宣传的基本理论,同时根据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时代发展、形势变化和新闻宣传实际工作需要,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和理论观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新闻思想,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恢复了党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宣传工作传统,开启了社会主义新闻改革之路。这期间,的新闻思想也获得了新发展,提出了许多新思想和新观点:宣传舆论工作极端重要,关乎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新闻宣传应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加强马列主义宣传和对人民的引导;新闻工作者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51],以及新闻宣传工作要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新闻宣传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一切活动要考虑社会影响等。

  特别是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提出的“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52],强调党报党刊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党联系群众和维护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成为其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创新了党的新闻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担任总书记的,在继承以往新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在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些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新闻观,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

  首先,在党的新闻事业的性质地位方面,将党的新闻事业和舆论宣传工作当作“党的生命的一部分”,称之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所系的工作”[53]。他总结了1989年那场中一些媒体出现错误舆论导向的深刻教训,反复强调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极端重要性,并提出舆论导向的“祸福论”,即“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54],成为其新闻观的核心内容,发展了党的新闻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与此同时,面对新形势下舆论格局的复杂形态、社会思想的日益多元和传播方式的快速变革,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新闻宣传工作[55]等。

  另外,对批评报道、舆论监督、典型宣传、宣传艺术、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现代化信息传播技术和手段、新闻工作者素养和作风等也作了论述,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增添了许多新鲜内容。

  作为十六大以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代表,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改革的过程中,结合信息化时代信息传播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对新时期新形势下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等,进行了理论解答和具体部署,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新闻思想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进程。

  依据党和国家面对的新的舆论环境,提出把舆论引导能力作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要大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同时,他根据舆论生态的变化,提出了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的具体要求,如“要从社会舆论多层次的实际出发,把握媒体分众化、对象化的新趋势,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构建定位明确、特色鲜明、功能互补、覆盖广泛的舆论引导新格局”[56]等。

  同时,他还提出新闻宣传工作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方面、健全新闻发布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抓好新闻人才队伍建设,以及要“用时代要求审视新闻宣传工作,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57]等一系列新闻观点,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创新性。

  新闻观的核心观点是,根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人为本”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执政理念,提出了“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闻宣传工作方针,成为我国新闻工作的重要指针,创新了党的新闻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从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新发展了党的新闻思想,香港现场开奖直播,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习2016年2月19日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讲线”讲话)中,用“党的一项重要工作”“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58]和“五个事关”[59],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性质地位作出新定位,这是对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性质地位的新定位和新论断。

  在“2·19”讲话中,习提出了新闻舆论工作“48字”职责使命,即“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团结人民、鼓舞士气,成风化人、凝心聚力,澄清谬误、明辨是非,连接中外、沟通世界”;确立了新闻舆论工作四项基本原则,即“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和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习还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以及“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等观点。[60]

  随着新传播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媒体格局和舆论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新时代新闻舆论工作一个重要命题。习高度重视媒体融合问题,对此作出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和多次重要论述,如2013年在“8·19”讲话中强调“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在“2·19”讲话中提出“要推动融合发展,主动借助新媒体传播优势,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强调“要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等[61],形成了他独特的媒体融合观,创新发展了党的新闻思想,丰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此外,习对新闻舆论工作的改革与创新、对外宣传、国际传播、网上舆论工作、新闻队伍建设、正面宣传等方面的论述也是其新闻观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南和实践方向。

  习新闻观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党媒姓党”“人民至上”和“党性人民性相统一”。他强调党和政府主办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宣传阵地,必须姓党;强调新闻工作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强调人民性是党性的深刻内涵,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坚持党性就是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坚持党性,党性和人民性从来是一致的、统一的等观点,从理论上创新发展了党的新闻思想,丰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最新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新闻思想的百年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经过无产阶级党报学说理论的奠基、社会主义新闻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之后,建立起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科学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

  综上所述,中国在百年奋斗历程中,以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习等为代表的几代中国领导人,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新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助课题“百年中国新闻政策变迁研究(1921—2021)”(项目批准号为:19ZDA321)成果之一】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0.

  [2]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5.

  [3]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

  [4].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14.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86.

  [6]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80.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250.

  [10]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J].传媒,2003(05):4.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24.

  [12].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20.

  [15].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5.

  [16]习.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3.

  [1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45.

  [18].新闻工作文选[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3:150.

  [19]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下卷)[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01.

  [26]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目录.

  [27]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前言.

  [28]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新闻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目录.

  [30]习.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33.

  [31]郑保卫.试论我国新闻学的学科地位及学科发展[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02):129-136.

  [32]郑保卫.从“保卫新闻学”到“发展新闻学”——当前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之我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7(01):1-4.

  [34]本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目录.

  [3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3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80.

  [3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3.

  [3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15-417.

  [39]指当时由德国社会右翼领导人在国会中组成的代表党的领导机构.

  [4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524.

  [4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176.

  [44]列宁.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8.

  [50]郑保卫主编.中国新闻思想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351.

  [55].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21.

  [56].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7.

  [57].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6.

  [58]“平语”近人——习如何指导宣传思想工作[EB/OL],,2016年2月20日.

  [59]即“事关旗帜和道路,事关贯彻落实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事关顺利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事关全党全国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60]“平语”近人——习如何指导宣传思想工作[EB/OL],,2016年2月20日.

  [61]人民网:《习谈媒体融合发展:关键在融为一体、合而为一》,[EB/OL],2018年8月22日.

  (郑保卫:广西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兼新闻传播学科召集人,本刊学术顾问;王青: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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